——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旧址     1932年7月，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迁驻宛城北关大街路西(今南阳市工农路436号)，使这里一度成为鄂豫边区党的指挥中心。
    1932年i月，国民党军队对襄(阳)枣(阳)宜(阳)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“围剿”。2月2日至3日，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召开紧急会议，改组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，成立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和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，领导反“围剿”斗争。但由于临时省委主要领导人执行王明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，面对势力强大的敌人死守硬拼，致使襄枣宜革命根据地全部沦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鄂豫边临时省委被迫从根据地转移到白区南阳。
    7月，临时省委几个主要负责人陆续撤到南阳后，在新野县上凤鸣村召开会议，改组了临时省委，由宋良猷任书记，郝久亭任组织部长，陈雪怀任宣传部长，王君恩、曹明久任常委，张星江、陶汉三任委员。临时省委机关设在南阳城内。会后，王君恩、曹明久等到襄枣宜地区开展工作；张星江等负责在唐(河)桐(柏)泌(阳)一带组织游击武装。
    临时省委机关移驻南阳城后，处境困难。首先是几经挫折，根据地丧失，一些党员精神不振，悲观失望，工作难以开展；其次是南阳的白色恐怖严重；其三是和上级党组织一时难以取得联系，在工作上不能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和帮助；其四是经费严重不足，无法开展活动，甚至连衣食都成了问题。
    但临时省委在逆境中不畏艰险，高擎红旗，继续坚持斗争。张星江(中共唐河县委书记)在唐河县东部的毕店与桐柏县西部的平氏一带发动群众，先后建立了8支农民赤卫队，打击土豪劣绅，开展夺枪抢粮斗争。临时省委在南阳城区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和文印点，并调整了中共南阳中心县委的领导成员。南阳城区的学校也很快建立了党的组织。9月初，派往中央的交通员王德君回到南阳，带回了中央的指示信。9月8日，临时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鄂豫边区工作的指示，在南阳城东关饭铺召开了临时省委常委会议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。临时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，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议，重新部署了鄂豫边区的工作，制定了恢复鄂北根据地工作的计划，开始新的革命斗争。
    正当鄂豫边区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，准备恢复原根据地的时候，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转战豫西南，对南阳各地革命斗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同时，临时省委指示南阳各县党组织支援和配合红军的行动。当红四方面军陈赓师长受伤下队后，临进省委和中共新野县委设法掩护，并护送陈赓转赴上海。红三军到达唐河东部地区时，鄂豫边临时省委执委李文臣及唐河县大河屯区委郝修文等，主动与红三军段德昌师长联系，汇报地方工作，得到段师长的指示和一部分经费。地下党组织为红军带路，沿途收留掩护伤病员，与派到地方工作的红军一起发动群众，开展革命斗争。
    由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，得不到上级的指不，1933年1月，临时省委决定派书记宋良猷到上海中央局汇报请示工作。当时，上海白色恐怖严重，宋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极不顺利，以致数月未归。留在南阳暂时负责全面工作的临时省委组织部长郝久亭，担心宋良猷发生什么意外，派中共南阳中心县委书记陶汉三回鄂北开展工作，调杨一平任中共南阳中心县委书记，自己于4月只身赴沪。赦到沪找到宋后，二人便加紧同中央局联系，遂于5月下旬一起向中央局汇报了鄂豫边临时省委的工作。上海中央局对鄂豫边区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，并决定将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改为中共鄂豫边特委，隶属于上海中央局，继续领导鄂豫边区的革命工作。6月13日，宋、郝二人由沪返宛，立即着手筹备召开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，传达中央局指示，组建中共鄂豫边特委。正值此关键时刻，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委员王星阶叛变投敌，带领敌特务、军警先后秘密逮捕了临时省委交通员武金水、南阳中心县委书记杨一平、南阳县立乡区和省立五中联合支部书记陈长德、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猷、临时省委组织部长郝久亭、省立五中学生党员李庆祥等14名共产党员，除3人保释外，其余被解押到开封监狱。
    王星阶的叛变，使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和中共南阳中心县委遭到严重破坏。面对严峻的形势，张星江、仝中玉、张旺午(中共泌阳县委书记)等共产党人，不畏腥风血雨，力挽狂澜，于1933年7月成立中共鄂豫边区临时工作委员会，继续领导鄂豫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。